“赵树理方向”与《讲话》历史辩证法【优秀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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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树理方向”与《讲话》的历史辩证法 ——Zhao Shuli Direction and Historical Dialectics of Mao"s Yan"an Talks on Literature and Arts 作

　者：

　李杨

　作者简介：

　李杨，北京大学中文系

　原发信息：

　《文学评论》(京)2015 年第 20154 期 第 31-40 页

　内容提要：

　“赵树理方向”的命名源于周扬等人将赵树理的创作视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实践与收获，但无论是赵树理还是周扬对《讲话》的认知都过于简单。由于对贯穿《讲话》的“经”与“权”的历史辩证法缺乏深入的理解，赵树理在处理“政治”与“政策”、“普及”与“提高”、“为工农兵服务”与“为农民服务”等诸多关系时都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赵树理方向”成为一个昙花一现的口号，赵树理亦最终成为了中国左翼文坛上一个极具悲剧色彩的人物。赵树理与《讲话》之间的相互观照，既能帮助我们进一步解开文学史上的赵树理之谜，反过来，又能使我们得以重新思考和理解《讲话》这一现代性方案的文化政治意义。

　Zhao Shuli Direction and Historical Dialectics of Mao"s Yan"an Talks on Literature and Arts

　期刊名称：

　《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

　2015 年 10 期

　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Jack Belden)在出版于 1949 年的长篇“非虚构写作”《中国震撼世界》(China Shakes the World)中用整整一节的篇幅讲述 1947 年在山西解放区旅行时采访著名作家赵树理的经历。其中描述“边区名人”赵树理出场的文字尤为意味深长：

　 这天一清早就下雪。我坐在我那石板地的屋子里，感到有些郁闷和孤独。这时，他从外面走进来——一位幽灵似的人，身穿棉袍，头戴小帽。他象私塾先生似地鞠了个躬，就在我的炭火盆前找了个凳子坐下，贪婪地烤着手。他一边打着寒战，一边仰头看了我一眼，然后又垂下眼皮，从我的桌上拣起一颗瓜子，熟练地嗑起来。他怯生生地看了我一会儿，不自然地笑了笑。一个很腼腆的人！①

　 “一个幽灵似的人”，贝尔登笔下的赵树理形象让人印象深刻，更为神奇的是，它成为了赵树理一生的生动写照。在某种意义上，赵树理的确可以称得上是 20 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个幽灵式的人物：从 1947年被推举为表征中国文艺发展方向的标志性人物，到很快与主流文艺渐行渐远，再到 1970 年遭极“左”政治迫害致死，赵树理变幻莫测的面目以及起伏跌宕的奇诡人生，为我们理解中国现代文艺的肌理和结构提供了一个极为鲜活的例证。其症候性意义，远不在已被符码化的跨时代作家丁玲、何其芳等人之下。尤其是赵树理的文学理念与《讲话》之间的相互映照——其契合、抵牾与分裂，更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化政治的演进及其历史主体生成的生动投影。

　 一 “错位”或“误读”：“赵树理方向”的生成

　1943 年，在北方局调查研究室工作的赵树理在农村调查时，了解到一桩农村干部迫害争取婚姻自由的青年农民岳东至致死的案件，他以此为直接素材，在这一年的 5 月写成了一篇“通俗小说”《小二黑结婚》。彭德怀很喜欢，为小说题词：“像这种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小说出版后受到了太行山区读者的欢迎。同年，赵树理又发表了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1946 年初发表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三部作品的连续出版为赵树理赢得了声誉。但赵树理成为“方向”，却始于时任北方局宣传部长的周扬的发明。在发表于 1946 年 8 月26 日出版的《解放日报》的著名文章《论赵树理的创作》中，周扬不仅将赵树理的三部作品称为“三幅农村中发生的伟大变革的庄严美妙的图画”，并总结出赵树理小说在“人物的创造”和“语言的创造”上的两大特点，更在文章的结尾，将赵树理与 1942 年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联系起来：“‘文艺座谈会’以后，艺术各部门都达到了重要的收获，开创了新的局面。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是文化创作上的一个重要收获，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实践上的一个胜利。”②周扬将赵树理的创作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此文得到了身在国统区的左翼文坛大佬郭沫若和茅盾的热情呼应③。1947 年 7 月 26—8 月 10 日，晋冀鲁豫边区文联根据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的指示召开文艺座谈会，专题讨论赵树理的创作。赵树理参加并在会上介绍了自己的创作。在讨论过程中，大家参考郭沫若、茅盾、周扬等对赵树理创作的评论及赵树理创作过程、创作方法的自述，反复热烈讨论，最后获得一致意见，认为赵树理的创作精神及

　其成果，实应为边区文艺工作者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具体方向。8 月 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主持文联日常工作的副理事长陈荒煤在文联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题为《向赵树理方向迈进》。在中共历史上，只有两位作家被树为“方向”，一为鲁迅，二就是赵树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这样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④。鲁迅去世后，赵树理又作为一面新的旗帜被推出。赵树理很快成为了延安的风云人物，以致美国记者贝尔登 1947 年到达解放区进行采访时，发现赵树理已经变成了解放区“可能是共产党地区中除了毛泽东、朱德之外最出名的人”⑤。

　 多年以来，赵树理与《讲话》之间的这种因果关系竟成为了研究者的共识：“赵树理同志的作品一鸣惊人，是《小二黑结婚》的发表。在1942 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昭示和鼓舞下，在老赵同志多年从事创作和深入农村生活三十年的基础上，1943 年 5 月，发表了《小二黑结婚》。”⑥此说甚至被一些严谨的外国研究者采用。日本学者鹿地亘在 1952 年为《李有才板话》的日译本撰写的前言《赵树理和他的作品》中，在回答“(赵树理的)小说为什么受到读者如此喜爱”这一设问时，信誓旦旦地说“关于这个问题的简单答案，说到底，就是他在忠实地实践前年(1942 年 5 月)毛泽东指示的文艺运动的方针方面获得了成功”⑦。捷克中国现代文学史家普实克在为捷文版《李有才板话》写的《后记》中也有非常近似的说法：“赵树理和其他新中国的作家对于为谁写作

　问题没有一点疑惑。关于这一点，毛泽东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已经讲清楚了。首先，中国的文学必须为最广大的工农兵群众服务。赵树理根据这个原则，准确地讲了文学应该具有什么形式的问题，以便恰当地完成这项任务。”⑧

　 事实上，毛泽东 1942 年 5 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时，赵树理并不在延安。也就是说，要等到《讲话》正式发表的 1943 年，赵树理才在山西第一次接触到《讲话》。赵树理要到 1943 年底才能看到毛泽东在 1942 年 5 月在延安发表的《讲话》。这意味着赵树理发表于 1943 年的《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根本不可能是学习《讲话》的结果。“文革”中赵树理谈到他当年学习毛泽东《讲话》的心情时回忆说：“毛主席的《讲话》传到太行山之后，我像翻身农民一样感到高兴。我那时虽然还没有见过毛主席，可是我觉得毛主席是那样了解我，说出了我心里要说的话。十几年来，我和爱好文艺的熟人们争论，但是始终没有得到人们同意的问题，在《讲话》中成了提倡、合法的东西了。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⑨研究者的“倒放电影”其实并不意味着对历史的向壁虚构。赵树理的光芒无疑来自《讲话》的映照，只有当赵树理的创作被用来诠释《讲话》的正确性，“赵树理方向”才能够成立。可以说，没有《讲话》，还是会有赵树理，却不可能会有“赵树理方向”。在这一意义上，与其说是周扬“发现”了赵树理，不如说是周扬“发明”了赵树理与《讲话》的内在联系。《讲话》作为整风运动的重要文件发表后，周扬为宣传《讲话》，选中了通俗小说家赵树理，使《讲话》得以“道成肉

　身”。周扬在这里完整复现了福柯论述的“权力制造出知识”的过程。在福柯那里，权力制造出知识；另一方面，不通过预想和构造权力关系，知识也难以成其为知识。福柯的话语实践理论扭转了知识的生产流程：不是先有病人才有医生，而是先有医生才有病人；不是先有犯人才有监狱，而是先有监狱才有犯人。——在这里，则表现为先有《讲话》，才有赵树理。

　 在 1949 年 7 月 2 日召开的首届全国文代会上，赵树理跻身于大会主席团，周扬在代表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所作的大会基调性报告《新的人民的文艺》中，对赵树理的创作推崇备至，将《李有才板话》定义为“解放区文艺的代表之作”。赵树理是唯一同时被收入解放前后出版的“新文学选集丛书”和“人民文艺丛书”的经典作家。这两套书预设了“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分野，体现出不同的文学范式，赵树理被同时收入两套丛书，成为具有“跨时代”意义的中国作家，显示了他在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但赵树理的辉煌却出人意料地短暂。建国后赵树理在他自己代表的“人民文艺”的道路上磕磕碰碰，举步维艰。不仅他自己的创作一直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他负责主持的大众文艺研究会与《说说唱唱》发表的作品不断受到批评，他始终坚持的文学观念与主流文艺渐行渐远。赵树理衰落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落选 1951 年的斯大林文学奖，这是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设立的与诺贝尔文学奖对抗的全球最高文学奖项。与赵树理同属“解放区文学”的丁玲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小说《暴风骤

　雨》与贺敬之和丁毅的歌剧《白毛女》同时获得斯大林文学奖。赵树理这一代表“文学方向”的作家与作品竟然无法通过国内推选，其吊诡之处不言自明。到 1953 年 9 月 23 日全国第二次文代会开幕时，与四年前的首届文代会不同，赵树理的明星色彩已消退殆尽，几个重要的报告都不曾提到他的名字。赵树理的“黄金时代”几乎才刚刚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1951 年初，赵树理被调任中宣部文艺干事，这是因为“胡乔木同志批评我写的东西不大(没有接触重大题材)、不深，写不出振奋人心的作品来，要我读一些借鉴性作品”⑩。作为这一时期中共意识形态领域重要领导人的胡乔木亲自为赵树理选定了契诃夫、屠格涅夫等俄罗斯伟大作家的作品以及《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列宁论文艺摘录等理论著作，让他住进中南海庆云堂，解除一切工作，闭门尽心读书。但这一绝好的学习机会，却被赵树理给浪费了。当时，严文井和他对门而居，两人几乎天天辩论中外文学的优劣。严文井一方面惊愕于赵树理的古典文学修养，断定他“不是个通俗作家”，另一方面则感到他不仅不想改造自己的知识结构，而且想说服别人也不必去钻研外国名著(11)。

　 赵树理如同一颗璀璨的流星快速划过中国左翼文学的天空，而在《讲话》精神的体现者赵树理陨落的过程中，《讲话》作为中国文艺最高纲领的地位从未有过动摇。赵树理与《讲话》之间的关系耐人寻味。在胡乔木给赵树理开出的学习书单中，毛泽东的《讲话》赫然在目，这意味着在胡乔木看来，赵树理并没有“读懂”《讲话》。那是否意味着几年前刚刚提出的“赵树理方向”其实是一次误读？赵树理，——准确地说，或者还包

　括周扬为代表的赵树理神话的缔造者，其实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读懂《讲话》？

　 二 “政治”与“政策”

　 刊发于 1947 年 8 月 10 日《人民日报》的著名文章《向赵树理方向迈进》归纳了赵树理作品成为“方向”的三个原因：第一，赵树理的作品政治性很强。他反映了地主阶级与农民的基本矛盾，复杂而尖锐的斗争。他是站在人民的立场来写的，爱憎分明，有强烈的阶级情感，思想情绪是与人民打成一片的。第二，赵树理的创作是选择了活在群众口头上的语言，创造了生动活泼的、为广大群众所欢迎的民族新形式。第三，赵树理从事文学创作，真正做到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他具有高度的革命功利主义，和长期埋头苦干、实事求是的精神，他写作的动机和目的，都是为了群众的，为了战斗的，为了提出与解决某些问题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要“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12)。

　 将赵树理小说的“政治性”与《讲话》的“政治性”进行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二者的抵牾与疏离。终其一生，赵树理都是主动以文学服务于政治的作家。“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了所要写的主题。”(13)赵树理一直强调文学创作要直接为当前的中心任务服务。他说：“我在抗日战争初期是作农村宣传动员工作的，后来做了职业的写作者只能说是‘转业’。从这种工作中来的作者，往往都要求配合当前政治宣传任务，而且要求速效。”(14)从表面上看，赵树理无疑是体现了《讲话》要求的“文艺为政治服

　务”的原则，但问题在于，《讲话》中的“政治”并不是一个本质化的概念，尤其不能等同于赵树理所理解的一时一地的“政策”。据胡乔木回忆，《讲话》正式发表后，不仅在陕甘宁边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国统区重庆也传来了郭沫若和茅盾等人的评价。毛泽东对郭沫若的评价最为欣赏，郭沫若认为《讲话》的好处在于“有经有权”，也就是说《讲话》既有“经常的道理”又有“权宜之计”。毛泽东对这一说法非常欣赏，觉得找到了知音(15)。

　 在某种意义上，《讲话》中的这种“经与权”的关系是毛泽东辩证思想的集中体现，辩证法历来被视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毛泽东将郭沫若视为“知音”，显然是因为能真正在辩证法意义上理解《讲话》的人并不太多。绝大多数人只是从字面上理解毛泽东关于“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人民服务”、“文学作品要先普及”的呼吁。这其中，既包括赵树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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