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故事：向警予改名的故事
向警予是中国_的第一个女中央委员，是党中央的第一任妇女部长。1928年，不幸被国民党_杀害，年仅33岁。她原名向俊贤，为什么后改名为向警予呢?一年夏天，学校开运动会。在400米决赛中，一位运动员奋力猛冲，后来居上，夺得第一名后突然晕倒在地，向俊贤和同学们将她扶起送到医院救护。
当晚，向俊贤对同学们说，今天400米赛跑获第一名的同学，他的拼命精神多么可贵啊!国家光明灿烂的前途，全靠我们齐心协力去创造。现在，外有列强欺凌，内有军阀割据，政府_，社会黑暗，如果我们把赛跑运动员那种拼命的精神用来拯救国家和民族，我们的国家就有希望了。为了国家自强，为了民族自强，我们为人做事求学问，都要有这种拼命精神。我已想好了，从今日起，我改名叫“向警予”，就是要时时敲响警钟，提醒自己不要忘记用拼命的精神去求学问、救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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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前，他还是个一文不名的穷小子，今天，他却管理着一家拥有二十余万名员工的庞大快递王国，这个创业大军中的杰出代表，就是顺丰快递总裁王卫。
在1993年的时候，王卫还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时常骑着一辆摩托车穿行在广东深圳的大街小巷，后座上绑着鼓鼓囊囊的包裹，那是王卫受朋友所托，从香港将包裹运到深圳指定的人手中的，同时也将一些信件捎到香港去。久而久之，托王卫送包裹的朋友越来越多，他们又不好意思每次免费，于是常常塞些红包给王卫。原本只是出于对朋友的信义之举，王卫却从中看到了商机。他想：既然许多人都有这样的需求，能不能成立一家小公司，专门做运送业务呢?当王卫将这个想法跟父亲交流时，得到了父亲的肯定和支持。于是，王卫租了一间仅有三十多平方米的小店面，与几个朋友合作，成立了一家专送快件的小公司。
公司成立之初，王卫和伙伴们一样，肩背大旅行包，手里拖着行李箱，一趟趟来往于深港两地。由于他们起步早，又采取了低价策略，在与同行的竞争中抢占了先机，公司迅速壮大，王卫也因此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然而，商场如战场。就在公司的发展蒸蒸日上之际，危机也接踵而来。由于当时国内快递市场门槛较低，导致快递业异军突起，一时之间大量快递公司纷纷出现。此时，想要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来，就要迅速在国内布点，占领市场，因此需要大量资金。王卫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一次次将公司的商铺或物业抵押给银行，向银行贷款。
2005年，王卫再次以公司作抵押，向银行贷款数百万元，用于开拓国内业务。一次次“豪赌”终于换来了累累硕果，这一年，国内所有的城市基本上都有了顺丰的快递网点。站稳了脚跟的王卫，此时终于舒了一口气。然而，他并没有停下前进的步伐，随着公司业务的成倍增长，一个大胆的念头在王卫脑海中诞生了。在一次公司会议上，王卫提出用飞机送快递的设想。此语一出，众人哗然，因为在当时的国内快递市场，还没有一家快递公司敢用飞机作运输工具。于是王卫用一番前瞻性的研究和缜密的分析，探讨了这个设想的可行性，最终消除了所有人的顾虑。
2009年，由于获得民航总局批准，顺丰航空公司开始运营，为顺丰速运的航空快递运输业务服务。此后，顺丰快递的速度成为当时快递市场的第一名。然而，此时也正是金融危机爆发后最困难的时期，大量快递企业因资金链条断裂而破产关门，顺丰也一度濒临倒闭的边缘，公司上下人心惶惶，都不知何去何从。此时，王卫临危不乱，他激励员工们坚持下去，还拿出自己的所有积蓄给员工发工资。他对大家说：“如果一定要倒，也要在最后一个倒下。人可以输，但不能输得没有尊严!”终于，顺丰艰难地渡过了市场萧条期。随着经济形势的复苏，公司再次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时至今日，顺丰已成为中国速递行业中民族品牌的佼佼者之一。
面对顺丰今天所取得的成功，有的人把它归结于王卫抓住了好机遇。但是，如果王卫没有一双善于发现商机的眼睛，没有破釜沉舟的胆识，没有锲而不舍的坚持和斗志，能成就今天的顺丰吗?正如王卫在一个企业家论坛上说过的一句话：“市场根本不相信成功的偶然性，一切的成功都来自于必然。”
是的，任何真正的成功都不是偶然的。那些看上去比较幸运的人，往往是因为他们比别人更努力!
林肇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但他却在不断创造“神话”：他45岁开始自学绘画，无师自通，短短几年时间，其炭精画作品在国内外“走红”;他到过100多所大专院校，开办讲座;如今虽年逾古稀，但壮志不减，立誓把自己创作的励志歌曲在全国唱响。
林肇泽今年已经73岁。1957年，年仅17岁的他因为家庭原因，不得不放弃了升学的机会，在家务农。他曾拉过船、抬过石头，还干过两年灶匠、8年木工、5年机修工……一次偶然的出差机会，林肇泽接触到了绘画。
1985年，林肇泽出差路过自贡，看见街边画摊上有人画炭精像，被深深吸引。回到南充后，他买了大量专业书籍，潜心研究。刚开始学画时，因为市面上买不到专门绘制炭精画的画笔，林肇泽就琢磨着做画笔。把毛笔涂上胶水，等自然风干后，用剪刀剪出大大小小的笔尖。没有大面积涂抹阴影的材料，他就在空笔杆里面塞上棉花，做成涂抹工具，在一次又一次的实践中改进自己的绘画工具。
他无师自通，却很快创造出奇迹：1989年，林肇泽带着他的作品《肖像》参加了中国美术家协会、书法家协会、摄影家协会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国个体劳动者“光彩杯”书画摄影展，并获得了省级三等奖，中央电视台还播放了《肖像》的特写。2000年，四川民间艺术协会授予他“一级民间艺术家(炭精画)”证书。随后，他在南充市街头摆起了画摊，专为别人画像，这一画就是8年。
林肇泽在巡回讲学和演讲中，从来不收讲义费。他和家人花费的车旅费、资料费、房租费等，将近20万元，全部是自费。他不仅把摆摊画画挣的钱全部用光了，而且连子女给他的生活费也几乎耗尽。如今，他和老伴依然生活在祖辈留下的小青瓦房里，几间小青瓦房又破又潮湿，与周边村民的“小洋楼”形成巨大反差。在他家里，简单的几样家具还是二三十年前的“老古董”，他的书桌也是两口木箱重叠而成，他的当家衣服还是在10多年前别人送给他的。
淞沪会战时期，上海宝山重镇大场失守后，我军侧背失去了屏障，主力部队不得不撤向苏州河以南。10月26日，团副谢晋元奉命指挥八十八师五二四团一营掩护主力撤退。任务完成后，上级命令谢晋元率部守闸北的卫四行仓库。
四行仓库是中南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和盐业银行四家银行的仓库，称为“四行仓库”，位于上海市区的泥城桥北堍，是一幢七层钢筋水泥大楼，三面厚墙，仅南面有窗，钢筋混凝土结构，可抵御抗日寇本的中型山炮轰击。
当时四行仓库西面的乌镇路与北面的国庆路已被日寇占领;南面是苏州河，东面是公共租界，此时谢晋元营实为“四行孤军”。
谢晋元进驻四行仓库后，迅速组建工程队，设计一种分解式的钢筋水泥碉堡，再利用原有房屋、残墙及沙袋、钢板构建工事联结，做成一道道互相支援、火力交叉的纵深防御网。他要求营、连长仔细检查工事建筑是否坚固。一天中午，敌人突然向我军驻地猛轰，炮弹如暴雨般落下，掩蔽部附近一座的四层楼房被炸成平地，我军阵地却没有伤亡，有效地狙击敌人疯狂进攻。事后，孙云副班长说：“还是谢长官有经验，否则我们这一班人全牺牲了。”
趁打退敌人之机，谢晋元连忙指挥部队拉铁丝网，堆沙包，设火力点等。在修筑工事过程中，发现大楼南端连着一家烟纸店，店内有电话，且出店门有曲折小道与租界相通。这是孤军与外界联系的渠道。
谢晋元在战斗间隙，谢晋元写信给孙元良师长，表示他抱着为国捐躯“必死决心”跟敌人战斗。
在谢晋元率军跟敌人激战后的间隙，女童子军杨惠敏不顾白天日军的严密监视，扯起一面大幅国旗，跳进苏州河泅过去，潜入四行仓库，把国旗送到谢晋元孤军手中。29日清晨，四行仓库屋顶上一面大幅国旗迎风飘扬。当时闸北一带只有太阳旗在飘动，这面的中国国旗在仓库大楼楼顶升起，外引人注目，隔河观望的上海市民无不拍手欢呼，顿时欢声雷动。甚至不少市民从市郊等地赶来，向国旗欢呼致敬，为四行孤军助威，许多人热泪滚滚，久久不忍离去。迎风招展的国旗不仅震奋了我军官兵的心，而且震奋上海市民团结抗敌的决心。不久，上海乃至全国响彻《歌八百壮士》：
中国一定强!中国一定强!
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
中国一定强!中国一定强!
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
四方都是炮火，四方都是豺狼，
宁愿死不退让，宁愿死不投降。
我们的国旗在重围中飘荡。
鲁迅小时候非常淘气。一天，镇里的戏台正在排戏，鲁迅听到外面的锣鼓声，便在家里坐不住了，趁着父亲不注意，他一溜烟儿地跑到戏台前看热闹。这时，戏台周围已经挤满了人。突然，热闹的锣鼓声停了，从后台走出一个人，对台下一拱手说：“哪位小兄弟愿意上台?我们让他客串阎王殿里的小鬼。”那些平时非常调皮的孩子这会儿却你推我、我推你地谦让起来。
“我来!”小鲁迅走上台去，让戏班的人画了个花脸，然后拿起一把钢叉就舞起来，戏台下马上响起叫好声。他得意极了，舞得更得劲儿了，小伙伴们都非常佩服他的勇气。
鲁迅12岁那年，被父亲送进了一所叫“三味书屋”的私塾就读。初入学时，鲁迅对百草园中的那些小精灵非常感兴趣。他在园中想起古人东方朔说过有一种虫叫“怪哉”，用酒一浇，便会消失不见。鲁迅非常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便悄悄地问私塾的先生：“先生，这‘怪哉’虫是怎么一回事呢?”
先生却板着脸，很不高兴地回答：“不知道!”
后来，鲁迅慢慢体会到学生应该读书，先生不喜欢学生问各种古怪的问题。于是，鲁迅开始刻苦读书。起初十分严厉的先生也开始喜欢鲁迅的聪明刻苦，态度渐渐和蔼起来。鲁迅为了勉励自己学习，制作了一张小书签，书签上有10个正楷小字：“读书三到：心到、眼到、口到。”读书时，他把书签夹在书里，每读一遍就从上往下盖掉一个字，读过几遍之后，就用默读来加深对课文的理解，用不了多久，他就能熟练地把课文背出来了。后来，同学们也都向鲁迅学习，纷纷制作“读书三到”的书签。
学习要讲究方法，循序渐进，日积月累。真正会学习的人，要善于取舍，要选择正确的，精通专业的，熟悉相关的，了解必需的。同时，学习需要思考。有些人虽勤于学习，但不过只是泛泛的阅读，任何理论观点都只在脑海里一晃而过，是所谓“学而不思则罔”。“读书三到”是鲁迅在学习过程中的经验总结，我们也要像他那样不断地总结学习方法，集中时间、集中精力去攻读，只有这样才能事半功倍。
伽利略拿着两个重量不一样的球，来到比萨斜塔上。塔下面已经有很多人在围观。在一片惊呼声中，他们紧紧地盯着伽利略，他手里那两只球同时从塔顶下落。“是一起着地的。”人们大声喊起来。
这个故事是我上小学的时候，在课堂上听老师讲的。现在，我知道，这个伽利略晚年的学生维安尼在写伽利略传记中提到的故事，不过是个谎言。
《科学的历程》为我们打开了科学真实的历史过程。对于这件事，《科学的历程》这本书谈到，经过科学史家的考证表明，没有任何理由显示伽利略做过这一实验，伽利略本人对这个实验也从来没有提起过。在伽利略之前，倒是有人做过这样的实验。1856年，荷兰物理学家斯台文使两个大小不同、重量比为1比10的铅球，从30英尺的高度下落，结果两个球几乎同时落在地面上的木板上。伽利略也许听说了这个实验，可能也亲自动手做过，但是，结果可想而知。
事实是，一位亚里士多德派的物理学家为了反驳伽利略，倒真的是在1620-年在比萨斜塔做了一个实验，结果是相同材料但重量不同的物体并不是同一时刻到达地面的。伽利略对此有一个辩护，意思是说，重量1比10的两个物体下落时只差很小的距离，可是亚里士多德却说差10倍，为什么忽视亚里士多德派如此重大的失误，却盯着我小小的误差不放呢?这个辩护也可以说明，伽利略并没有在比萨斜塔上做过那个著名的判决性实验，他要是做了这个实验，那就是自讨苦吃。
但是，伽利略的学生为什么要编造这个谎言呢?看了该书的第18章对近代科学方法论的介绍，我突然有了领悟。真正代表近代科学方法论精神的，是伽利略和牛顿。伽利略最先倡导并实践了“实验加教学”的方法。但是，伽利略的实验并不是培根意义上的观察实验，而是理想化的实验。地球上的任何力学实验都不可能避免摩擦力的影响，但要认识基本的力学规律，必须首先从观念上排除摩擦力。只有这种理想化的实验才可能与教学处理配套。
原来，这个实验不过是一次头脑中的“理想实验”。就一个理想实验来说，它当然是真实的。这就是所谓的“真实的谎言”吧。
“读史使人明智。”这是该书作者吴国盛写作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目的。他说，科学故事也许能诱发孩子对神奇的科学世界的向往，但是，对正规的理科学习并没有多大的帮助，倒是相反，一些以讹传讹的传奇故事，对于深入理解科学理论是有害的。因此，他要写一部严肃的科学史的普及读物，这有助于理科教学，有助于理解科学的发展，有助于理解科学的社会角色和人文意义。但我觉得，一旦我们真正地了解了科学的历史，意义决非仅此而已。
世界级的伟大科学家爱因斯坦，—直为他“—生最大错事”而愧疚。爱因斯坦究竟做错了什么事?
1920-年，也就是他创立广义相对论的第二年，为了解释宇宙的稳恒态性问题，爱因斯坦和荷兰物理学家德西特各自独立进行此项工作的研究。他们发现引力场方程的宇宙解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也就是说宇宙要么膨胀，要么收缩。由于物理直觉上的偏见和数学运算上的失误，爱因斯坦决不放弃静态宇宙的概念，为求得—个静态的宇宙模型解，不惜在方程中引进—个“宇宙项”。这个结论在当时既符合宇宙学原理，又符合已知的观测事实。然而，1920-年，美国学者弗里德曼求出了这个方程的另—个动态解;1920-年比利时学者勒梅特也独立求得同—解。从数学角度证明，宇宙不是静态的，而是均匀地膨胀或收缩着。然而，爱因斯坦仍然不肯接受这个结果，坚持他的静态宇宙模型观。
两年后，美国天文学家哈勃根据远距星云的观测，发现远距恒星发出的光谱线有红移现象，离地球越远的恒星光谱线红移越大。这说明恒星在远离地球而去。哈勃的发现支持了弗里德曼等人的动态宇宙模型，也改变了爱因斯坦对宇宙的看法。爱因斯坦把坚持静态宇宙模型的失误称为他“—生中最大的错事”，并收回了对弗里德曼等人的批评。
后来，在他70岁生日之时，还向好友索洛文表示：“我感到在我的工作中没有—个概念是很牢靠地站得住的，我也不能肯定我所走的道路—般是正确的。”这句话在很大程度上包含了他在1920-年的这次失误。
—位举世闻名的伟大科学家能勇于承认自己的失误，谦虚地回顾自己已被世人承认和称颂的成就，说明了爱因斯坦实事求是，尊重科学的坦荡胸怀。这也正是爱因斯坦能取得伟大成就的原因。
1920-年，英国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发现青霉菌能分泌一种物质杀死细菌，他将这种物质命名为“青霉素”，但他未能将其提纯用于临床。1920-年，弗莱明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遗憾的是，这篇论文发表后一直没有受到科学界的重视。
20-年后，德国化学家恩斯特.钱恩在旧书堆里看到了弗莱明的那篇论文，于是开始做提纯实验。1940年冬，钱恩提炼出了一点点青霉素，这虽然是一个重大突破，但离临床应用还差得很远。
1941年，青霉素提纯的接力棒传到了澳大利亚病理学家瓦尔特.弗洛里的手中。在美国军方的协助下，弗洛里在飞行员外出执行任务时从各国机场带回来的泥土中分离出菌种，使青霉素的产量从每立方厘米2单位提高到了40单位。
虽然这离生产青霉素还差得很远，但弗洛里还是非常高兴。一天，弗洛里下班后在实验室大门外的街上散步，见路边水果店里摆满了西瓜，“这段时间工作进展不错，买几只西瓜慰劳一下同事们吧!”想着，他走进了水果店。
这家店里的西瓜看样子都很好，弗洛里弯下腰，伸出食指敲敲这只，敲敲那只，然后随手抱起几只，交了钱后刚要走，忽然瞥见柜台上放着一只被挤破了的西瓜。这只西瓜虽然比别的西瓜要大一些，但有几处瓜皮已经溃烂了，上面长了一层绿色的霉斑。
弗洛里盯着这只烂瓜看了好久，又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忽然对老板说：“我要这一只。”
“先生，那是我们刚选出的坏瓜，正准备扔掉呢?吃了要坏肚子的。”老板提醒道。
“我就要这一只。”说着，弗洛里已放下怀里的西瓜，捧着那只烂瓜走出了水果店。
“先生，您把那几只好瓜也抱走吧，这只烂瓜算我送你的。”老板跟在后面喊。
“可我抱不了那么多的瓜啊，再说，要是把这只打烂了怎么办?”
“那、那我把刚才的瓜钱退给您吧!”老板举着钱追了几步，但弗洛里己走远了。老板摇了摇头，有些不解地望着这个奇怪的顾客远去的背影。
弗洛里捧着这只烂西瓜回到实验室后，立即从瓜上取下一点绿霉，开始培养菌种。不久，实验结果出来了，让弗洛里兴奋的是，从烂西瓜里得到的青霉素，竟从每立方厘米40单位一下子猛增到200单位。
1943年10月，弗洛里和美国军方签订了首批青霉素生产合同。青霉素在二战末期横空出世，迅速扭转了盟国的战局。战后，青霉素更得到了广泛应用，拯救了数以千万人的生命。因这项伟大发明，弗洛里和弗莱明、钱恩分享了1945年的诺贝尔生物及医学奖。
当机会像一只“烂西瓜”一样被人扔在一边，你若能发现它，并如获至宝，那么，恭喜你，你将获得成功。
爱国故事：溥儒不为名利所动
溥儒，字心畲，书画家，清宫宗室。为人清室。为人清正，不慕权势，富有民族气节。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并企图吞并整个中国，扶植亲日势力，溥伟贪图荣华富贵投入日本帝国主义怀抱。溥仪做了满洲国皇帝，成了日本_下的傀儡。溥仪为了显示"皇恩浩荡"，下诏书召见宗室，封爵，溥儒当然也在被召之列。可他断然加以拒绝，隐居于西山为家，连字画也不卖，周围的人竟不知道他就是鼎鼎大名的溥心畲，都把他看做普通家夫。抗战胜利后，他辞去国民党的国大代表，拒绝参加政治活动，以卖书画为生。一生保持清白的人品。
#481591
原来，李四光从事科学研究，一向是一丝不苟，对学生的要求也是严格的，连走路，也要学生练好基本功。他经常对学生说，搞地质经常到野外去工作，脚步就是测量土地、计算岩石的尺子，要求迈出的每一步的距离都要相等，并且要记住自己每一步的步长。
李四光要求学生做的，自己首先做到。他养成了一个习惯，走路不紧不慢，步子大小相等，迈一步就是0.85米。不论到哪儿，他仿佛老在度量距离。
所以，他的学生只看见他那走路的模样，就能认出他来。
李四光搞科研，每天总是要到街上路灯通明时分，才骑着自行车回家;爱人总是焦急地等待着他回来吃饭。但是当他一出现在爱人面前时，家庭的气氛马上就变了：他脸上白一道、黑一道的泥痕，总是让人看了好笑。每当这时，爱人总是开玩笑地问他一句：“又到哪儿演出了?”等到接过他的手提包，发现带去的馒头只咬了几口，爱人一切都明白了，眼里噙着泪水，赶快走进厨房去。
繁忙时，李四光连回家吃饭也忘了，爱人等急了，只得派女儿去叫他。一天，为撰写一篇学术论文，竟忘记天晚该回家了。他正在凝神思考时，偶尔抬眼，瞅见一个小女孩静悄悄地站在桌边，他未加理会，又低头继续写作，并轻声催道：“你是谁家的小姑娘啊?天这么晚了，快回家吧，不然你妈妈该等着急啦!”这时，只听见小女孩埋怨说：“爸爸，妈妈不是等我着急，是等你在着急哪!”李四光听到孩子叫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小女孩是自己的女儿李林。他不由得笑出声来，忙答道：“这就回家，这就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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