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创新催生“思想中国”（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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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语创新催生“思想中国” ——Discourse Innovation for Creating "Thought China" 作

　者：

　潘涌

　作者简介：

　潘涌，浙江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金华 321004

　原发信息：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20165 期 第33-45 页

　内容提要：

　中共中央从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目标出发，空前重视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话语创新。话语创新必将催生一个全面、高度、和谐发展的“思想中国”。作为观念形态的“思想中国”相较于物化形态的“现实中国”而言，是指秉持自由创造信念、洋溢思维灵感和深度创新活力的东方精神强国及其象征的“中华文明”当代新形态。20 世纪初叶以来中国现代历史的文明演进，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诸多显著业绩，已经证明话语创新是一种顺应时代需要的必然历史逻辑。反思哲学社会科学界，确实存在着诸如表达力衰微、批判力丧失和解释力走弱这种种现实的“话语问题”；需要警觉的是：“话语问题”淤积之“弊”将阻碍全社会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和文化创造力的喷发，无益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长远积累。当前创新理论学术话语，亟需转换理论学术研究主体的语用范式，鼓励从消极语用走向积极语用的新境界：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强调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为基本的思想原则，彰显研究主体在创新话语过程中的独立人格、思想品位和表达个性。一方面可以从主观上强化学术主体的创新理念、坚定其创新行为、拓宽其创新思路、优化其创新方法等环节着眼；另一方面可以从改善学术文化境遇、提升学术评价机制、构建学术成长平台等外在方面

　入手。转换语用范式，将有效促进研究主体思想创造力的大释放，实现“中华文明”在全球化时代的创造性升华。

　Discourse Innovation for Creating "Though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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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

　话语创新/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语用范式转换/“思想中国”/discourse innovation/new discourse for new concept and new category/transformation of discourse paradigm/“thought China”

　期刊名称：

　《文化研究》 复印期号：

　2017 年 02 期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16)05-0033-13

　“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①——习近平主席 5 月 17 日在北京主持召开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并发出以思想理论兴国的时代强音，令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备受鼓舞。在透视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及其发展时，他特别指出“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的时弊②。这是一个值得学界深入反思、自觉祛蔽的深层问题。

　伴随着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的确立及其国际作用的日益彰显，文化软实力“欠硬”现象与之形成比较明显的反差。尤其是深具东方特色、获得全球公认的成长性和普适性“中国话语”的长期匮乏，已经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界广泛关注、值得忧思的一种现象。这种富有创意的“中国话语”之缺失，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目前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制约社会潜

　在思想创造力喷发的“瓶颈”之一，更是直接影响到作为“经济大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应有话语权的发力。而软实力不“硬”，硬实力则“软”。因此，认真学习习近平主席的讲话精神，反思传统话语范式之“弊”、探讨话语表达如何深度创新，当对进一步深入解放思想、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新发展乃至当前社会各领域的全面深化改革，具有不可低估的多层面的积极意义。

　一、“话语”溯源与“思想中国”的价值内涵

　在全球化多元文化博弈的特定背景下，近年来中国政界和学界持续关注作为高频度术语的“话语”。对“话语”的关注和对“话语问题”的焦虑，当然不仅仅是因“话语”作为一种语词本身，更是因为“话语”所承载的意义及其派生的影响人类思维流向的“话语权”消长。既然“话语”是一国文化软实力(soft power of culture)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话语的持续生产、创新及其影响力的逐渐扩散，则标志着该国文化软实力的深远成长趋势，因此，发达国家政府和有影响力的国际大型智库普遍重视“话语”的生产和输出。这种情形，就构成了当代中国应当而且必须重视“话语问题”的宏观全球战略背景。任何“新话语”的产出及其渐进性传播，自然同时形成某种新观念乃至新思潮的勃兴及其盛行，助推国家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即“发展性思维”的可持续走强，从而对特定时代的文明成长和社会兴盛产生不可估量的深层影响。“话语”更新的过程一定程度上就是一个国家、民族甚至人类思想成长和发展的缩微史。这种情形伴随着全球化时代知识和思维更新周期的空前缩短而日趋显著。因此，只要怀抱

　振兴中国文化的伟大梦想，就不能不正视“话语问题”的严峻性、不能不焦虑“话语创新”的紧迫性。

　2013 年 8 月全国思想宣传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要“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③。这在当时思想理论界激起很大共鸣，并引发哲学社会科学界反思“话语问题”的新风潮。之后，在12 月举行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座谈会上，中宣部领导从落实习总书记指示精神出发，要求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界为了圆“学术自强梦”而构建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并明确纳入文化强国的国家战略之中④；这次座谈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同时从中外文化博弈、改变西强我弱的战略高度阐释了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国际学术文化交往中的话语权问题⑤。这些引人关注的新近事实表明：在近年学界自发内省和研讨的基础上，党的领袖和职能部门的领导正从国家发展战略层面开始自觉引导对“话语问题”的重要反思和建设性前瞻。一段时期以来，“话语创新”之吁在哲学社会科学界的积极效应持续发酵，甚至形成了不同学科背景、不同思维观念和不同辈份学者竞相争开纾解“话语之忧”药方的热闹景观。事实上，伴随着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事业的迅速演进，从中央领导到专家学者早就开始形成对话语表达到思想观念创新的深切期待。早在十四届一中全会上，江泽民同志就曾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过去有许多做法和经验已经不适用了，要根据新的实践要求，重新学习，不断创新，与时俱进。”⑥尤其哲学社会科学界已经达成一种不约而同的殷殷共识：不适应时代发展的某些传统话语和不相宜中国国情的

　某些外来话语及其表达范式，已经成为一定程度上制约哲学社会科学思维创新的桎梏性“瓶颈”，并导致理论学术界悄然滋生的那种“创新焦虑”症不时蔓延。当然，与此前不同的是：近期浮现舆论界的“话语之忧”，昭示着哲学社会科学界关于理论创新与学术探险的建树意识更加自觉。因此，从国家文化创新性发展、思想进一步解放的宏观视角来看，这种对话语“创新焦虑”的积极意义显然应当格外看重并珍视。

　“话语”(discourse)原指特定社会语境中人际思想交流而通过口头或书面表达出来的言语行为。但是，显然“话语”不只是停留在语义、语法和词法层面上的语言学的专门术语；作为最初是福柯“话语理论”中的核心词并后续扩展为西方哲学思想界学术表达的流行词，“话语”已不同于索绪尔语言学中静态的“语言”(Language)或动态的“言语”(Parole)，而构成对结构主义语言学二元论的自觉超越。作为西方现代思想史上福柯首提的专门术语并得到回应和传播的“话语”，更多蕴涵着社会意识形态的意义——这种意义，源自语用学关于话语产生的环境(situation)或语域(register)的若干基本元素：即生成话语“意义”(meaning)的话题、时空背景(情景)、交际意图与交际主客体的关系⑦。换言之，“话语”的意义是由一般语词语义与特定语境交互融合后而生成的，是话语主体与客体动态关系的精神产物。这样，“话语”主要是哲学思想研究中“语言学转向”背景下的“语用学”而非“语义学”的一种概念。正因如此，在福柯阐述语境中，“话语”与动态“陈述”一词紧密相连⑧。从中表现出在历史演绎中研究主体对思想意识不断探秘的努力。

　 因此，本文主要从语用学立场出发界定“话语”并以历史和现实相贯通的跨学科学术视野来探讨“话语问题”。论题中的“话语创新”(discourse innovation)，是指针对“中国问题”而在具体语境中创生的具有新颖、鲜活和深刻诸品质、充满现实思想意义的言语表达行为。“话语”的外在形态分别呈现为“关键词”、“中心句”或“精彩语篇”。就语用单位而言，“话语”既指结构完整、表意明确、功能充分的独立“语法单位”(句子)，也包含置身具体语境中虽无完整语法结构、却有独立内涵和独特使用功能的“意义单位”(小于句子，如词语或短语)，甚至或者是大于句子的言语作品(段落或篇章)；就语用性质而言，本文“话语”重在以逻辑理性见长的学理性言语行为；就语用主体而言，既有代表国家意志、昭示中国改革与发展路向的领袖政治话语，更有覆盖哲学社会科学界各领域、各学科从事相关学术研究并置于宪法框架内、符合国家最高利益的学者个体言语行为。这样，本文语境中的“话语创新”等同于特定背景和具体语境中的创造性“言语行为”，包括积淀着人文思想内涵的新概念、新范畴和动态生成的新判断、新命题。其中，“概念”是对人的特定实践活动本质的深刻揭示，而经得起推敲的“新概念”更是对社会矛盾、现实问题和事物本质的发展性的高度概括；一个内涵深刻、意蕴丰富的新概念往往就成为凝聚时代发展性新思维的基本元素和即将诞生的新思维体系的重要载体，并且在“新话语”体系中占有标志性和决定性的地位，自然成为话语主体深入论证思想观点、趋向学术更高境界的逻辑起点。简而言之，提炼新概念就是形成新表述、建构新思维的必要开端，也是本文语

　境中“话语创新”的核心内容与逻辑前提。尤其应该看到，话语不只是脱离“中国语境”的狭隘、单纯的语用行为，特别是在话语研究趋向多学科融合、作为新兴综合理论学科的“话语学”呼之欲出的学术背景下⑨，“话语”本身烙上了愈来愈浓重的社会政治色彩，是全球化时代文化软实力博弈的精神产物。由是言之，本文语境中的“新话语”无疑就是一种文化创造力量的结晶，至于浓缩为一种新概念或新表述、象征着一种新观念的“中国话语”，自然是“中国思维”乃至“中国理论”的“助产婆”——古今中外，人间至文，当以话语核心的创新为始，以思维体系的创新为终。就此而言，唯有话语创新，才能催生一个焕发创造智慧、洋溢建树活力的崭新的“思想中国”。

　话语创新催生“思想中国”——这是全面深化改革语境中一个颇有探索价值的艰难的时代命题。构建释放思想活力的合法语言机制，其要义之一就在于提炼理论学术各学科领域具有创意的“新话语”并使之趋向成熟的新体系。从思维发生学来观照，话语与思维在人类进化历史上天然具有互为依存、有序更新的逻辑关联。新思维的最初萌动内在地需要新话语的表达，而新话语的形成则完成新思维的诞生，此后就是新思维在与实践互动中日益走向成熟、丰富和深刻。人类文明演绎的本质就是源自实践基础上的话语与思维之间的循序轮动和有机升华。如此循序往复的螺旋形上升，逻辑地促进人类文明历史的进化。正因如此，文化开放时期具有探索精神的思想先驱们，常常将以新概念与新命题为核心的“新话语”视作思维登高运动的基本“抓手”而不断攀援；同时，这些“新话语”又成为思

　想先驱们推动社会文明发展的深刻表征。由是言之，创造新的文明和新的生活，一定程度上是从创造“新话语”开始——实现中华民族在全球化时代的“复兴梦”，需要通过“新话语”的创建及其体系化的发展来更深广地解放思想、突破禁区，全面激发社会精神生产各领域的创新活力，并使之源源不断地传导到物质生产各领域中去。作为观念形态的“思想中国”，是与物化形态的“现实中国”比较而言的，前者指秉持自由创造信念、洋溢思维灵感和深度创新活力的东方精神强国及其象征的“中华文明”当代新形态。国家的发展，无疑有赖于“硬实力”和“软实力”两者同时走强，而以新话语催生的新思维则是引领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软实力”。因而，如果“现实中国”侧重指国家物质文明建设的充分发达，那么，“思想中国”其内涵重在国家精神文明创造的高度繁荣，尤其是活力横溢的新观念和新命题的层出不穷。这具现为以“新话语”为象征的产生世界性影响的汉语精品之不断问世——唯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大指标的同步达成，才标志着具有厚重历史积淀的古老中国真正全面焕发出全球化时代的蓬勃生机。因此，在“思想中国”这个不无探索意味的新概念中，蕴涵着对当代中国曲折成长过程的积极和建设性的理性反思，包含着对作为世界文明体系中重要一极的“中华文明”走向全面、高度与和谐发展这种理想境界的深切期盼。

　如上内涵的“思想中国”将标志着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新发展，必然具有下述基本价值特征。第一是思想的开放性。在“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下，开放“和而不同”、自由竞争

　的多元思想空间，使主流与支流、传统与前卫、精英与民间等多种声音获得“百家争鸣”的平等契机，借助平和与理性的话语交流而释放思维能量、引发创意灵感。第二是思想的发展性。凡是富于思想力的国度，必然珍视“万类霜天竞自由”这种优质精神文明生态，激励最优秀的思想者善于及时总结、概括和提升源自社会变革实践的宝贵经验，从而长葆新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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