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政府生态环境治理研究【精选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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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政府生态环境治理研究 摘要：

　当今世界的生态危机愈演愈烈，人类开始反思和调整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和价值观。工业文明作为一个曾经受到人类社会追捧的文明体系已经陷入到泥潭中不可自拔，它已经和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求相悖而驰，逐步从兴盛走向衰败。把保护生态环境和生态系统当成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重要部分，人类开始改革工业文明下的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改变人们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人们要以-种新的价值观，即生态价值观，以人与自然共同可持续发展，兼顾当代人和后代人生存和发展的眼光看待人一自然-社会的相互关系。--种新的适应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文明体系取而代之，这就是生态文明。它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高形式，是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和奋斗目标，也是人类的进步也是开启新文明时代的重要基础。全世界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在生态文明建设的道路_上有所成就，我国面临着原有经济增长模式和生产建设道路导致的严重生态危机，开展生态文明建设迫在眉睫。

　关键词：

　生态文明；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政策治理；机制政府责任

　 2 1 1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当环境议题在20世纪60年代实现第一次巨大飞跃而成为头等政治议题的时候，正 是全球性议题真正抓住了公众的注意力。涉及到的环境威胁包括由于污染造成的全球环境的退化，还有地球资源的枯竭，同时人口爆炸和经济增长造成了紧张的状态。人口数量和经济活动水平的指数式增长意味着已没有时间可以浪费，因为人类正在以一种不断增加的速度走向极限，而抵达这些极限意味着全球性灾难和人类社会的危险。人类只有一个地球，自然资源具有唯一性和稀缺性，保护地球，保护自然显然不仅仅是单个国家的义务和责任，而且单靠一个或几个国家的努力根本无法应对日益严重的环境破坏和生态危机。正如伯格特指出的：“相关整体论是我们在分析人类与自然的共同演化过程中必须坚持的原则，因为自然和社会和谐的再生产过程必须建立在人类社会共同的生态准则和集体利用自然和社会条件的基础之上。”1所以，“生态文明的价值主体是人类整体，而不是人类的一部分，更不是某个个人，它要求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阶级或阶层的人们都要以全球生态和人类整体利益的角度来进行一元化的协调自身的行为”。2 当然全世界的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中国这个重要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也必须在全世界的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具体展开。

　1 1.1 中国生态环境现状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耗竭、酸雨状、况恶化、土壤退化、全球森林危机、生物多样化减少、毒害物质污染，使人类遭遇了人与自然之间交往关系的全面紧张。以生态破坏、环境退化、人口爆炸、地球失衡为特征的生态环境问题也即“生态危机”，正把人类逼进史无前例的生存困境之中。据“我们家园的紧急报告”称，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寂静的春天”正悄悄降临，“炎热的地球”似乎还在升温，“濒临失衡的地球”正在导致“自然之死”，“逝去的伊甸园”向人类敲响了"21 世纪的警钟”：这是一场没有边界的危机！这种危机“较之人类任何时期所曾遇到的都更具有全球性、突然性、不可避免性和困惑不可知性”。"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哲学家预言：恐怖主义、霸权主义等虽然会在短期内消失，但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才是二十一世纪人类面临的长期的最的敌人。为了解决这些人类面临的现实而紧迫的生态环境问题，实现绿色社会 E 变革，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互动，西方的一些理论家从政治学的相关角度分有了生态环境问题的成因及其解决方案，形成了不同理论体系的生态政治学。

　 3 生环境问题也是我国当前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我国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据统计，目前中国1/3 的国土被酸雨侵蚀，七大江河水系中劣五类水质占 41%，1/4 人口饮用不合格的水，1/3 的城市人口呼吸着污染的空气，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不足 20%，工业危险废物处置率仅为 32%，全球污染最严重的 10 个城市中，中国占 5 个。中国科协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党组书记邓楠在《求是》杂志撰文指出，尽管近年来中国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但形势依然严峻，资源枯竭与环境污染的总体状况仍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文章称，作为一个高度开放、日益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深受影响，可持续发展面临巨大的外部压力。与此同时，尽管近年来中国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但形势依然严峻，生态环境问题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内部压力并未从根本上得到缓解。我国生态环境破坏状况主要表现在：一是森林质量不高，草地退化，土地沙化速度加快，水土流失严重，水生态环境仍在继续恶化。近十几年来，我国森林覆盖率虽然逐年增加，但同期有林地单位面积蓄积量却在下降；生态功能较好的近熟林、成熟林、过熟林不足 30%；我国 90%的草地存在不同程度的退化；沙化土地发展年速度由 80 年代中期的 2100 平方公里发展至 90 年代末的 3436 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面积大，初步统计，我国累计丧失滨海湿地面积约219 万公顷，占滨海湿地总面积的 50%，江河断流、湖泊萎缩现象加剧，水生态环境仍继续在恶化。二是农业和农村污染严重，食品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我国化肥的平均施用量是发达国家化肥安全施用上限的 2 倍，平均利用率仅 40%左右。我国污水灌溉主要集中在中东部地区，中东部地区受重金属污染的土地占污染面积的 20%。全国畜禽养殖污染物的产生量是工业固体废弃物的 2 倍多，农业污染成为我国的污染大户。2010 年国家卫生蔬菜中心等部门相继披露了河北、山西、陕西、广东等 10 多个省市果蔬中农药严重超标，不仅使生态环境受到污染，更为严重的是损害了消费者的身体健康。三是有害外来物种入侵，生物多样性锐减，遗传资源丧失，生物资源破坏形势不容乐观。据不完全统计，入侵我国的外来物种约 200 余种，全国大多数自然保护区都有外来物种入侵。联合国 5 国际濒危物种贸易公约 6 列出的 740 种世界性濒危物种中，我国就占 189 种。同时野生水稻、大豆等遗传资源保护不力，70%以上的野生稻己被破坏。仅美国从中国引进植物资源已达 932 个种 20140 份，大豆资源就有 4452 份，其中一半以上未经我国政府批准。

　 4 四是全国范围内生态功能继续衰退，生态安全受到威胁，水源涵养功能退化。黄河上游 1990年-1996 年来水量比以前 34 年平均流量减少了 22.7%。洪水蓄水调水功能下降，水土流失造成黄河水资源物理性的污染，同时农业生产上使用的化肥和农药残留物随水而流，导致黄河水资源污染进一步加剧。近年来，长江洪水灾害造成下游的直接经济损失达千亿元。草原防沙治沙功能减弱，沙尘暴危害严重。

　2 1.2 环境政治

　前绿色和平组织成员、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约恩.隆伯格（BjornLomborg）

　在 2001 年发表《怀疑的环境主义者》引起了轰动，文中指出：“环境在地球上处于贫瘠的状态。我们的资源正在耗尽。人口在不断地增加，从而使可以食用的食品越来越少。空气和水正在被日益严重地污染。星球上的物种正在大量灭绝.... 森林正在消失，而鱼类资源正在崩溃?我们正在践踏我们的地球，肥沃的表层土正在消失，我们正在征服自然、摧毁荒野、蹂躏生物圈并且将以在这一过程中杀死我们自己来结束。”世界的生态系统正在毁掉。我们正在快速地接近生存的绝对极限，而且增长的极限正在变得显而易见这种极限与生存的话语主要是由罗马俱乐部推动的，该俱乐部是一个由工业家、政治家和学者组成的国际性组织。俱乐部最著名的成果 1972 年在其国际性畅销书《增长的极限》中由计算机生成的对地球未来的一系列预测。这些预测用图表的方式表明，人类持续的肆意挥霍将会导致最多还有一个世纪就会发生的一场灾难性袭击。很多人依次呼吁采取激进行动来制止这种径直奔向毁灭的冲刺，然而生存主义的政治建议最终是由以制度改进为出发点的实践做法（特别是强有力的政府控制）组成的。

　环境政治的研究在欧美等西方国家主要集中在生态政治理论、环境运动团体和绿色政党三个层面，但从更一般意义上说，环境政治还可以包括更为广泛的内容，比如民族国家政府的环境管治及其政策决策、环境政府间和非政府间组织的跨国管治合作及其全球政治参与，等等。因此，从总体上说，环境政治学或生态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还远未成熟，从研究对象到研究方法都需要做出深入的研究。政府对生态环境的治理的研究是基于当人类面临严重的生态危机和环境污染时政府的行政行为，这是一种政治学视野下思考和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新视角。政府生态环境治理属于环境政治学的范畴，但笔者并不急于对环境政治学做出看似明确，实际上很可能制约其发展的界定，原因如下：其一，环境政治学可以大致地界定于政治学与生态学

　 5 之间的一门交叉性的新型学科。我们不必像对待传统学科那样过分在意它的学科独立性或名分，而是给予其充分的自由扩展与深化空间，这样反而更有利于它的学科的发展与成熟。其二，由于生态环境问题明显是一个具有超出了单一传统学科研究对象归属的“超普遍性”和影响到人类基本价值认知的深层次问题，因而，只有以一种超越传统哲学与政治学框架的视野与开放性，才有可能突破原有认知与思维模式的局限。中国政府生态环境治理研究的切入点或突破口应该着眼于：立足于本国实际情况，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环境治理方法和体系；同时坚持研究方法上的比较政治学观点或方法，包括不同学科视野下对生态环境问题的研究比较，也包括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环境政治学理论与实践的比较。在探索本国生态环境治理时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的环境治理模式和方法，当然我们也不认为欧美等西方国家掌握着人类通往绿色未来的真理，中国作为一个当今世界最大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不能回避自己的历史责任与创造潜力，但是对国外有效的、先进的经验进行分析和转化为适合本国国情发展的借鉴确实是任何生态文明与环境治理的现实起点。

　在实践层面，对生态环境问题，如果我们只是从生态的、经济的、技术的或者经验的层面进行研究和分析，那结果肯定是处处碰壁。生态危机的频发及其导致的对人民生活的严重影响已把生态环境问题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而生态政治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则为人类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重要而根本的途径。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有其政治的根源，与执政党与政府的政治理念、政治路线、政治决策以及政治行为等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生态环境问题也需纳入到政治学视阈中才能得以最终解决。在我国党和政府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在近些年是在不断加强的，工作是在不断推进的。然而，即便如此，我国的环境资源总体状况却没有趋于好转迹象。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还是出自政治和政府身上。为什么旨在保护环境及扭转环境灾害的林林总总的努力均告失败，其中涉及政府管理机制、政策制订及法规执行的许多项目最终落败尤其值得注意。为了在一定程度上纠正生态环境治理中政治和政府的种种问题，对其进行政治学角度的研究就显得非常重要。因此，中国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就在于政府生态环境治理，本文立足于探索在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系统性、整体性研究我国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对生态环境治理政策、管理机制和政府责任等。这对推动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促进环境治理和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都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

　2 2 相关研究领域文献综述

　 6 从政治学的视阈对生态环境治理进行研究，如前所述，是属于广义上的生态政治研究：郇庆治教授将生态政治（也可称为环境政治或绿色政治）的研究划分为内容上密切关联的三个部分，即生态政治理论、环境运动组织或团体、绿色政党研究；如果按照政治激进程度或颜色深浅，生态政治也可被区分为环境主义和生态主义两种类型。"当然，除了以上内容，生态政治的研究从广义上还包括环境治理的机制、政府环境治理的政策和决策研究等。生态政治的研究内容繁多，笔者只撷取和本课题相关的生态政治理论和环境治理方面的内容加以概述。在西方，生态政治的研究是为了应对并解决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而展开的。

　从蕾切尔 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开始，西方的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逐步兴起，研究人员不断增多，致力于生态政治研究的相关机构也大量涌现，其中尤以罗马俱乐部最为著名。罗马俱乐部于 1972 年公开发表了它的第-一个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指出地球资源将无法承受由过快的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所带来的消耗，人类的发展将在 21 世纪的某个时候达到地球的极限。巴里 康芒纳的《封闭的循环一一自然、人和技术》则认为，战后环境危机的根源不在于经济增长本身，而在于造成这种增长的现代技术，要克服这种技术上的缺陷，必须树立生态学的观点。作者进一-步指出，要解决环境危机，人类要进行各种社会变革，采取有效的自觉的社会行动，“因为环境危机是社会对世界资源错误管理的结果，所以当人类的社会组织与生态圈取得和谐一致时，环境危机就可以得到解决，人类也就可以以一种人道的状态幸存了。”1 80年代以后，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深化和繁荣的阶段。1981 年，莱斯特 布朗出版了《建设-一个可持续的社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可持续社会的概念。1987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布了由布伦特兰夫人主持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第一次明确提出并界定了“可持续发展”的含义，作为一个人类可持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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